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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立正生 – @shihlun on Tumb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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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風景的城市（松田政男）

(1970)

真是奇妙的祭典。說是祭典，當然有神輿也有山車，因而醞釀出了其特別的華麗氣氛。由神主帶領的祭禮一行，接連引來了周邊的孩子們，向著這個地方城市狹小的中心部略高處被祭祀的神明的神社邁步前進。注意到某個極小事實的瞬間，拍攝這次祭典的我們無法抑制地捧腹大笑起來。雖然沒有地方城市的這種祭典所應該特有的遊客的身影，但是，這個小小的祭典的隊列，卻在我們失禮的哄笑之外，作為一年一度的盛夏的儀式靜靜地前進著。

我們哄笑的原因，是因為祭典的隊列是模仿諸侯出行的陣仗（大名行列）而形成的。典型的那種由毛槍朝天高舉，腳步一致，喊著「向前、向前（下ニィ、下ニィ）」的人打頭陣，搬文箱、長持的人隨後，著裃服騎馬的武士威嚴地緊跟著，簡單來說，我們聽到「大名行列」這個詞時所喚起的意象，完整地，完全像畫出來一般展現出來。不對，定睛一看，還有一群穿著只能認為是公卿裝束的男人。像前述所說，有在每個路口立定、進行除災儀式的神主，有神輿和山車，有笛子和大鼓，什麼都有。有的是我們從小在現實生活中或者畫像和影像中慢慢熟悉起來的，「祭典」的全部的類型。然後，沒有的是「祭典」所一定會伴有的「狂熱」。

那是北海道的北邊，面對鄂霍次克海的網走市。為何網走神社的祭典中會有大名行列呢？這個單純明快的疑問，與其說是我們哄笑的原因，不如說是我們怎麼也沒法不去注意的地方。不用參考網走市役所發行的《網走小史》，我們也知道這裡有原住民鄂霍次克式陶器人的遺跡與遺物，四百年以前起是江戶時代的阿依努期，是阿依努人居住之地。不用說，在松前藩的經濟支配，幕末由於軍事需要而來的幕府的政治管理的過程中，也有與日本人的來往。但是，日本人大量渡來還是在一八八〇（明治十三）年網走村設置郡役所之後的事情。因為四年後開設了小學與寺院，土地神（鎮守）的神社的創立，也自然應該是那之後的事情。

具體的歷史上從未存在過大名行列的北方城市的祭典裡，突然出現了魔幻的大名行列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是應該在最初的殖民者的記憶中作為遺制殘存下來的強烈的共同性中尋找嗎？我在這裡，比方說，應該也可以像《網走小史》一樣，用下面的方式，引用阿依努人原住民樸素的祭典原型，將本土的民俗與殖民者的民俗的競逐過程作為考察對象：

「為此處報春的最初的訪問者，是乘著流水而來的海豹。在冰川間的縫隙中進行的獵海豹，足夠滿足了自然的孩子的冒險的心。部落的人們，每到此時期就會乘舟靠近帽子岩，在島上設立祭壇，以幣束裝飾。一族之長對著海的方向祈禱漁業豐盛。⋯⋯帽子岩是將阿依努族的生活與神連結在一起的聖地，因此人們都將這座島稱為『充血(チバシリ)』。」

但是，我們至少在這裡，與這個名為網走的地方小城市的祭典儀式活動毫無關係，只能確定這不過是在各種意義上對中央大城市殘留的傳統祭典的最壞意義上的模仿，並將其傳達出來而已。今天，聖地「充血」不過是一塊僅僅保留了網走名字來源的記憶的奇形怪狀的石頭。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述的，網走神社祭並沒有遊客的身影的事實所示，對於這種將邊境的遺制破壞地體無完膚的直接從中央輸入的祭典方式，關心的人寥寥無幾。夏天來到網走的年輕遊客反而都在參觀離網走神社最遠之地的網走刑務所。今天，網走的聖地連名字都變成了網走番外地，其所祭拜的神，也變成了電影演員一般的存在的同時，從空洞的大名行列中讀出了強烈的諷刺的，難道真的只有我嗎？

話說回來，說到敘述的順序，這裡應該簡單提及一下我們在這裡偶然遇見網走模仿的祭典活動的攝影旅行的目的。一九六九年從夏至冬，我與很少的幾個朋友一起，追隨一名少年的足跡做了一部紀錄片。六九年末勉強工作告一段落的這部電影，以「去年秋天在四個城市用同一把手槍發生了四起殺人事件今年春天一名十九歲的少年被捕他被稱為連續射殺魔」為片頭字幕，「一九六八年秋天在四個城市用同一把手槍發生了四起殺人事件，一九六九年春天一名十九歲的少年被捕他被稱為連續射殺魔」為片尾字幕，包含了一小時二十六分的結構。如其所示，是關於「連續射殺魔」永山則夫的電影。網走是永山則夫出生、度過了幼年的地方。

這篇文章並非是要直接介紹我們的電影，但是作為完全追踪了永山則夫廣泛的足跡的結果，經過了北海道、東北、關東、東海、近畿等各大城市，根據我自己四個月的體驗，我不能不談對於出生於網走市郊呼人番外地、長於網走市內的永山則夫五歲時全家搬至的青森縣北津輕郡板柳町的印象。而且不得不說，我在這個地方小鎮感受到的是和網走完全相同的印象。我們當時看到的是明顯磨滅了地方的獨特性，只能稱作是中央的複製的同質化的風景。殖民城市網走，本土城鎮板柳，再誇張一些說，中央都市東京，在我們的眼中都以毫無差別的相同的面貌出現。

然後，不知怎的，好像不止我們，還有別人也有同樣的經驗，在北國陰暗的風土中尋找永山則夫犯罪的原因，卻被大大地欺騙了。說起來，某位電視人曾這樣記述這個兩萬三千人的小鎮：

「永山則夫一被逮捕，報紙和電視就迅速動員學者、作家、評論家們創造他的形象。……這些知識分子中最有說服力的，是同樣出身青森、有同樣遭遇的詩人、地下劇團主宰者T氏的發言。他將永山則夫形容成在東京沙漠徬徨的都會吉普賽人，令其抱有噩夢般的殺意的，據說是養育了他的『北國的荒涼的天空』。……但是，離上野十三個小時的板柳的天空卻明亮得令人訝異。沒有霧霾的明亮的藍天下，岩木山閃耀著銀白色。……」（《紀錄片青春》自由國民社刊行）

這位紀錄片作者，在直率地敘述了「荒涼的北國」的形象的破壞後，舉出了城市的豐饒的各種數據。比他晚三個月，已經過了春天而在夏天拜訪這座城市的我們，已經如前述有著和他相同的見聞。青森出身的詩人「T氏」（即寺山修司）大概可以斥責我們，認為這些感想乃作為一群不負責任的遊客的，即時且隨便的感想。的確，並未體驗到寒冬的津輕的我們，並沒有「荒涼的北國」的意象。但是可以說，我們的遊客之眼，與只能看到「中央=豐饒」、「地方=荒涼」之刻板印象的地方出身的半調子知識分子的眼，恰好形成了對照的兩極。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市還是邊境，「東京」還是「故鄉」，現在都只有等質化的風景。我們即使是看到了津輕平原的廣漠上連綿的蘋果園，也絕不會想到綠色的森林，而只能看到令我們聯想到我們灰色首都所散佈的污染的農業。不用說，「荒涼的天空」也是稱呼我們霧霾漂浮宙天的名字。

因此，我們在鄂霍次克沿岸的東北的平原，也沒能發現或許孕育了永山則夫的「故鄉」。不如說我們看見的不過是縮小版的「東京」。永山則夫小學時代居住的板柳町一角稱作入福住宅的小型貧民窟，大概也可以指定為東京的任何一處。谷川雁說「不要去東京，創造故鄉吧」之時，那種作為前提的「東京」對立於「故鄉」的圖式，在六十年代的死胡同中，終於不再是有效的事實，我們必須去確認。我們壟斷的高度成長，難道不是表現出日本列島作為一個巨大的都市，每天都在往一個同質化的方向發展嗎？

無需說，從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側面，將永山則夫作為地方年輕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典型事例說明，也不過是將其拉入客觀主義的大網。如此，他是在響應寺山修司「離家出走的建議」，捨棄了「故鄉」而到了「東京」來嗎？恐怕要揚棄谷川雁與寺山修司兩方的高談闊論，才有真正的答案。即，無數的永山則夫，無疑是想要前往「東京」，創造自己的「故鄉」的。正是在「東京」，才有他們所尋找的原初的東西。要說為什麼，對於他們來說的「故鄉」，不過是「東京」的模擬而已。他們對於「東京」所注入的狂熱的凝視，只能說是在不可見的領域中雕刻他們的真正的「故鄉」了。去往「東京」之旅，即是去往他們的原初世界的旅行。他們一刻不停地在進行著，與在偏僻地方和離島中找出現在的我們的過去的祖型的民俗學者方向完全相反（vector）的旅行。

從這件事來說，「離家出走的建議」的提倡者寺山修司，對於永山則夫的流浪，初看上去似乎以同情者的身份浮現，但當他結論出「人被歷史拋棄時，就會援用地理」這一巧妙的宣言時，就不自覺陷入了寺山自己排斥的「歷史性的思考」了。寺山修司著作中對於永山則夫的結論，不過是道學家式地指責其缺乏「思想的力量」、「想像力」，以及「戲劇性的想像力」而已。寺山修司從未將自己的想像靠近這一現實，即永山則夫（們）其實正是僅通過「地理」上的流浪，這群下層社會的無名大眾才能創造出他（們）「歷史」上的定在。雖然寺山說「為了判別一個行為是英雄性還是犯罪行為，過多的『狀況論』將我們緊緊束縛」，但在與「狀況論」甚至「情況論」無關之處，即便是針對將「行動的力量」而非「思想的力量」作為動力而生存的人們，以提昇道德的口吻高談「想像力的復權」，恐怕也不會有任何成果。

「歷史」還是「地理」的二選一思考方式，正是深深刻在提出者內部的歷史性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的所有者將其直接轉移至地理上的思考。即，在他的腦中，以他的「想像力」放上一張日本列島的空白地圖，在上面填上永山則夫流浪的足跡，最後所得到的也就是這麼多。此一永山則夫之旅，只要在某種「原初世界之旅」的前提上，便設想能透過連接他曾經過的外部世界的地點，便會浮現出其內部世界的地圖，並設想大概會出現奇形怪狀的景象吧。           在這裡，還是先交代永山則夫流浪的記錄和分期。這也同時是我們的旅程——

網走市郊外—網走市內—板柳—（離家出走）弘前—青森—函館—板柳—（離家出走）山形—福島—板柳—（為了集團應聘上京）

東京·澀谷—（辭職、秘密出航）橫濱—名古屋—香港—橫濱—小山—（就業）宇都宮—（以下各地流轉）大阪—守口—東京·羽田—川崎—橫須賀—川崎—東京·淀橋及東中野—池袋—巢鴨—小田原—熱海—名古屋—大阪—神戶—（秘密航行）橫濱—東京·練馬—西荻窪及東中野—板柳—東京—長野

橫須賀—東京·池袋—（以下各地流轉）芝—京都—橫濱—東京·池袋—函館—小樽—札幌—函館—名古屋—橫濱—東京·新宿及中野—橫濱—東京·原宿

第一次流浪的分期十五年，第二次的分期三年半，第三次的分期為半年，有各自的長度。可以視作成長、生活、犯罪三個不同的階段，各自的分期在空間擴大的同時，表現出時間上的反比關係，應該是很容易注意到的。日本列島對於永山則夫，不正是作為某種非歐幾里得空間（non-Euclidean space），奇怪地歪曲、溶解、流動嗎？然後，即使這樣還，或者說正因如此才，應該點出的是沿著永山則夫的軌跡而再現了四個月間橫貫列島之旅的我們的眼睛，看見的是已經敘述過的，所有的地方或邊境的街道上映出的，作為同質化了的風景出現的景象。

追尋已經失去的原初的「故鄉」之旅，常常以無論去何處發現的都是相似的風景而告終。種村季弘在最近的文章中，以模仿本雅明的口吻敘述了「將陌生的城市認作出生的城市，將出生的城市認作陌生的城市的反向透視法（逆遠近法）」（《都市》創刊號），而我們的日本列島所有的，恐怕無疑是「陌生的城市」與「出生的城市」之間生長出的，無可救藥的時間和空間的扭曲所呈現在眼前的風景的同質化而已。這種風景如今無法代換成自然、風土之類的詞語，因為這種風景，是天然與人工突兀地對撞、裁剪下的產物。就如同以前在《薔薇與無名者》（芳賀書店刊行）中斷言的那樣，永山則夫沒有終點的「原初之旅」，必然是「為了將風景割裂而射發了子彈」。

我們在永山則夫的紀錄片的攝影過程裡，首要任務是反覆深化我們的視角，藉此嘗試捕捉作為風景的日本列島，除此之外一無所知。即使是同樣的旅程路線，我們所經歷的時間與空間仍不同於與永山則夫的軌跡。如果在兩者的時空中提煉出某種元素，那就真的變成風景了，就像繪畫一樣的，澡堂中的巨大筆劃一樣的，毫無掩飾欺騙（何のケレン味もない）的風景本身了。我們似乎在摸索與本雅明評價二十世紀初無名攝影家阿傑（Atget）所致力捕捉的「捕捉巴黎無人的街道的風景」，與下面的格言所述恰相反的循環：

「都說他以拍攝犯罪現場的方式拍攝風景，也的確如此。犯罪現場並沒有人通過。攝影是為了創造間接證據。照片經由阿傑，開始變成了歷史過程的證物。」（《複製技術時代的藝術》紀伊國屋書店刊）

我們與阿傑相反，是以拍攝風景的方式拍攝犯罪現場。雖然本雅明認為「對於群眾，城市有時是風景，有時是房間」，我們的攝影機之眼所看到的，只有「作為風景的城市」，而從未能到達「作為房間的城市」。這恐怕處於一種我們被周圍敵對的狀態，但與喜歡言必稱「狀況」或「情況」的知識分子的語彙不同，這說不定是可以從外側的物質性去感受到，一個除了風景以外、本身一無所有的下層大眾的唯一方法。無需贅言。只需強調我們所嘗試的，是透過風景去直接面對他的，或我們自己的，那個「不可見的故鄉」。

因此，我們在旅程的終點，在永山則夫數次返回的「東京」——可以視為來自邊境、不斷流浪的下層大眾之「故鄉」原型的這個混亂的巨大都市中摸索。然而，在我們的首都，是否曾經有過從那個地方城市的「祭典」所缺失的原初的狂熱呢？無需說，是不可能的。十月末秋季的某一天，通過新宿街頭的那次稱作「新宿祭」的空蕩蕩的遊行，我們恐怕永遠也無法忘記吧。在那幾天前，由某個宗教團體的鼓號隊帶領通過的祭典隊列，竟然成為了某種電視綜藝節目的絲毫不差的仿寫物。竟然將自己生出的媒體的「影子」模仿了個徹底，這個悲慘的本體！與此對應地，這裡化作了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機動隊的制服與自警團的私服非常顯眼的，彷彿戒嚴令下的死亡的街道。或許，那甚至不是風景，而是風景的葬送。「噓，安靜點！葬禮的隊列要從你身邊過去了。將你的雙膝跪地拜倒吧，唱起送葬的歌謠吧！」（Lautréamont）

然而，追尋更加原初的東西而帶著初生的能量加速度，嘗試在「東京」中實現「故鄉」的下層大眾，大概並不知道該去向何處吧。厭倦了模仿的祭典，慢慢看清了「東京」的背叛，他們像列斐伏爾評價巴黎公社那般，在「『祭典/節慶』之風格即公社的風格」之意義上，為了追尋一種真正祭典的狂熱，於焉開啟了沒有終點的「旅程」。這次，為了寫這篇稿子，讀了一些城市規劃與建築專家的都市論，其中唯一不停激發我思考的，是水木薰針對羽仁五郎的激進批判，說起來，水木薰是如此評價這種「旅程」的原初型態的：

「……他們輕易地擺脫了來自家庭與地方的權力束縛，獲得自由。然而，這種自由卻是透明危殆、難以依賴的。他們在巨型都市（megalopolis）中開始了浮游的生活，那甚至能不能稱之為生活呢？與這樣的社會底部的流動相比，希臘有拱廊（agora）的城市，而文藝復興時有據說是基於市民之自由與平等建造的的城邦國家，與此相比，他們有多麼不加思索或無能為力，只要考慮其流亡之劇的各種苦痛就十分清楚了。日大鬥爭，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視作是捨棄了故鄉的貧窮的年輕人，對大都市東京的反抗吧。失去了目的地的地方中小城市的中小工商業者的孩子們，如果不是不停地叛亂，甚至無法生存下去。」（《革命與烏托邦》芳賀書店刊行）

「捨棄了故鄉的貧窮的年輕人」，是在「對大都市東京的反抗」中，實現他們真正的故鄉的。水木薰的都市論的優越之處在於，不在歷史或當代的標準上為城市定位，而是從生成、爛熟、死滅的具體的運動過程中找到其位置。這是比吉本隆明提出的暗示性問題「城市何以為城市」更進一步，是「城市何以不再是城市」的一種反問。啊，城市的死滅！拒絕無名大眾所不停上演的「流亡之劇」在地方和中央、農村和城市、邊境和首都等等近似的兩分法中彷彿達成了的虛假的上升的錯覺，反而能夠直視，追溯人群的「原初」旅程，其實僅是意味著從下層到下層，從底部到底部，從貧民窟到貧民窟的移動，這不正是唯有能夠提出此種論斷，看清這一事實的透徹視點之人，才首先能從口中吐出的詞語嗎？

那時，他就不再會將城市視作風景，而是將激進地貫徹城市作為房間的屬性了。

我在這裡突然想起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將城市稱作「可居煉獄」的苦澀發言。不用說，德布雷是在將討論範疇小心謹慎的限定在「與苦惱於人口集中的亞洲歐洲大城市相比的⋯⋯加勒比海諸城市」，即使知道這一點，不妨讓我們再仔細看看吧。

「住在城市裡的人們，即便是同志，與游擊戰士比較起來也在不知不覺中慢慢變成了市民階級。他們對於自己的行為，即餐飲、睡眠、移動等生存所要求的物質的艱苦為何物，已經不能理解了。游擊戰士是靠自己，用自己的手，自然地製造物質的，而他們已經不具備維持生命的手段了。城市人僅僅作為一名消費者存在。……對於每個人來說，人生都是不平等的，被給予的事物。人生作為完成的商品，在商店裡排成一排……雖然常說，我們泡在社會生活的浴缸裡，但是泡太久澡對於身體也是不好的。要理解這個不溫不火的孵化器，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類發育不全，令人市民階級化，僅有一種方法，那就是跳出這個孵化器。」（《革命中的革命》晶文社刊行）

雷吉斯·德布雷在這個意義上，將「城市」作為對立面，將游擊戰士的真正的故鄉認定為「山地」。能嘲笑這種關於第三世界的斷言肯定命題式都市論的教條性和形而上性，是一件幸運的事情。我們生活在高度壟斷集中的核心，身處於日本列島整體化作一個巨大城市的變化轉型期裡。毋寧說，對我們而言，可以回歸的「山地」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在將城市佔領、解體，作為我們共同空間的革命長期戰爭中，如欲作為一名游擊戰士而生活下去，則必須在這個「可居煉獄」的正中間，立起我們所認定的「山地」。身在日本這個懷有對第三世界掠奪與殺戮原罪的、反革命的「祖國」，我們別無他法，只能竭力將此一煉獄實現為靈魂的淨化場。

正如各種「未來」學者與其亞流所奉上的漫不經心讚辭那般，據說我們正在進入的本世紀最後二十年，可預測的長期投資額累積達到五百兆元。在考慮戰後二十年國民生產總值上升至世界第三位的日本資本主義，在這個列島上投下的資本總額已經不能以三十兆而是以五十兆元來計算的事情時，接下來二十年的十倍投資，將無疑進一步促進日本列島巨大的城市化。然而我們不能將這份壟斷的奢昂攻勢視為日本帝國主義起飛的暗號，而要將其當作耳邊的喪鐘來聽。我們已經跟上了在風景的同質化中，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的無名大眾的足跡。他們決沒有「主張真理是屬於自己的。他們從未『說出』自己代表了真理。因為他們『就是』真理本身。」（弗朗茲·法農）我們恐怕初次見證了我們下層無產者形成階級的轉型期。他們以流浪的存在形態佔領都市，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開始慢慢浮出水面。

「不可見的故鄉」在對真實的祭典的不斷試錯中將徐徐浮現。「必要的是在暗中突然出現的偶然的縫隙。只要有『縫隙』，人類就可以開始一些行動。人類是在自己的慾望相互碰撞、混沌的雜亂（chaos）裡生存著。」水木薰此處道破的條件，不可避免地將要到來。

必要的不是對下層大眾進行什麼「戲劇性想像力的復權」的說教。我們自身必須開始，邁向一趟為實現我們自身真理而戰鬥的，超越風景的旅程。

松田政男，風景としての都市

『風景の死滅』1972年1月20日

參考翻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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